在票据保理业务中，保理商合法取得商业承兑汇票，在票据付款人拒绝付款的情况下，以持票人的身份向其行使票据追索权，不受基础交易关系的影响。

一、2013年4月26日至7月31日，国中医药公司因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存在销售合同关系，以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为收款人分别开具六份商业承兑汇票。

二、中信保理公司因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存在保理业务，遂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背书受让了上述商业承兑汇票。

三、2013年11月，安力博发公司向国中医药公司出具的《函》中称，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未按照设备销售合同向国中医药公司交付货物，且安力博发公司没有供货资质。但是，中信保理公司未提出异议。

四、中信保理公司委托交通银行某支行收款，但国中医药公司对上述承兑汇票拒绝付款。

五、中信保理公司以国中医药公司为被告向湖北高院起诉，要求支付六张商业承兑汇票的票面金额及利息。

六、湖北高院一审判决支持了中信保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国中医药公司不服上诉，最高院判决维持。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中信保理公司是否享有案涉六张汇票载明的票据权利。围绕上述争议焦点，最高院从正反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裁判要点如下：

第一，保理商以保理业务关系取得票据权利，作为持票人向付款人主张行使追索权符合票据法的规定。本案中，国中医药公司自认案涉六份商业承兑汇票的真实性，认可商业承兑汇票的绝对应记载事项。中信保理公司因其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关系，背书受让取得案涉六份商业承兑汇票而成为持票人。因国中医药公司拒绝付款，中信保理公司作为持票人依法取得对国中医药公司主张行使追索权，要求支付汇票金额及逾期利息，符合票据法规定。

第二，部分案涉商业承兑汇票存在记载错误的事项不属于汇票的绝对应记载事项，不影响收款人的确认和票据自身的效力。本案中，虽然部分商业承兑汇票中收款人的账户及开户银行存在填写颠倒的问题，但该记载错误的事项不属于汇票的绝对应记载事项，不影响对收款人的确认和票据自身的效力；虽然出票日期属于汇票的绝对应记载事项，根据票据法的基本原理，但只要当事人在主张票据权利时，出票日期有所记载，票据就具有完整性。因此，案涉商业承兑汇票的瑕疵事项不影响持票人向付款人主张行使票据追索权。

第三，票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瑕疵不影响持票人依据票据权利向付款人行使票据追索权。本案属于票据纠纷，而非保理合同纠纷。票据作为支付结算的工具，必有其基础交易关系。且因为票据具有无因性，票据的合法持有人向票据付款人主张票据追索权不受票据原因关系的影响。因此，中信保理公司向国中医药公司主张支付六份商业承兑汇票的本息符合票据法规定。至于国中医药公司提出基础交易存在“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的抗辩理由，不属于票据纠纷案件中审查的范围。

综上所述，最高院认为，中信保理公司持背书连续的票据，按照票据关系行使追索权，法院予以支持，国中医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在票据保理业务中，保理商根据保理合同取得票据，由于往往对票据的票面形式缺乏必要性的审查，因而导致其在行使票据权利时会发生各种阻碍。结合本案中涉及的法律风险，现结合实务经验总结如下：

第一，厘清票据保理业务中多层法律关系，避免因搞不清法律关系而错失找到解决案件问题的金钥匙。在票据保理业务中，不仅存在卖方与买方之间的基础贸易关系，还存在卖方与保理商之间的保理合同关系；同时也存在持票人（保理商）与付款人（买方）之间的票据关系以及其他可能衍生的其他法律关系。本案实际属于票据纠纷，即因国中医药公司拒绝向中信保理公司付款，中信保理公司以持票人名义向国中医药公司主张行使票据追索权。至于国中医药公司主张因票据原因关系的权益保护问题，最高院已释明“（国中医药公司）可就相应的民事法律关系另行主张”。

第二，保理业务中的应收账款债权限于商品、服务以及出租资产而形成的金钱债权，因票据关系产生票据追索权不在应收账款债权之列。本案中，基于设备采购合同，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取得了对国中医药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亦以票据关系取得了对国中医药公司的票据权利。基于保理合同关系，中信保理公司受让了该应收账款债权，同时连续背书受让案涉商业承兑汇票用以清偿已支付的保理融资款，从而取得对国中医药公司的票据权利。因国中医药公司拒绝付款，中信保理公司遂取得向国中医药公司行使追索权。由此可见，在票据保理业务中，商业承兑汇票在于实现应收账款债权的履行，票据权利与应收账款债权属于不同属性的权利，且彼此独立，因此应收账款债权仅限于金钱债权，不包括票据权利。

第三，商业承兑汇票独立于基础交易关系而存在，基础交易关系不影响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根据票据无因性原理，只要票据权利人合法取得票据，那么票据行为与作为其发生前提的票据原因关系相分离，不再影响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本案中，国中医药公司主张以基础交易关系未实际履行为由对抗中信保理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最高法对国中医药公司的主张未予审查，但释明国中医药公司可就票据原因关系另行主张。

第四，商业承兑汇票的记载事项瑕疵可能影响持票人向付款人行使票据权利。根据票据法的规定，商业承兑汇票的记载事项分为绝对应记载事项和相对应记载事项。如果绝对应记载事项存在瑕疵而无法补正的，那么持票人向付款人行使票据权利会受到不利影响。本案中，虽然商业承兑汇票中收款人的账户及开户银行填写颠倒，但这不属于绝对应记载事项，不影响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因此，对于票据的记载事项，行为人拟背书受让票据时应特别审查票据的绝对应记载事项是否存在瑕疵或者错误的情形，以免带来不利影响。

本院认为：票据作为一种文义证券、设权证券，其创设的权利义务由票据上所记载的文字的意义决定。案涉六张商业承兑汇票对表明“汇票”的字样、无条件支付的委托、确定的金额、付款人名称、收款人名称、出票日期、出票人签章等汇票的绝对应记载事项均有记载，国中医药公司对案涉汇票的真实性亦无异议。案涉汇票记载的付款人均为国中医药公司，国中医药公司在案涉汇票的承兑人签章处进行签章，收款人分别为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分别作为背书人将案涉汇票背书转让给中信保理公司。中信保理公司持背书连续的案涉汇票和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证据，同时以其与安力博发公司签订的中信保（2012）XM1-5《保理合同》、与星纪开元公司签订的中信保（2013）XM1-4《保理合同》、中信保（2012）XM1-5《保理合同》的相应对账单、银行单据及汇总表等证据，证明其是基于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之间的保理业务关系，分别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处背书受让了案涉六张商业承兑汇票，主张行使追索权，要求国中医药公司支付案涉汇票金额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符合票据法的规定，应当予以支持。

国中医药公司认为中信保理公司的一审诉求不应予以支持，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理由：一是部分案涉汇票本身存在记载错误，存在出票日期倒签的瑕疵；二是中信保理公司取得案涉汇票存在基础法律关系上的瑕疵。通过对本案证据的审查，上述两个抗辩理由均不能成立。首先，双方当事人均确认00100061-20003860商业承兑汇票收款人的账号及开户银行存在填写颠倒的问题，但该记载错误的事项并不属于汇票的绝对应记载事项，不影响对收款人的确认和票据自身的效力。国中医药公司主张案涉汇票出票时未填写出票日期，出票日期为实际出票后倒签，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同时，虽然出票日期属于汇票的绝对应记载事项，但按照票据法的基本原理，记载的出票日期可以与实际出票日不一致而事后予以补记。只要当事人在主张票据权利时，出票日期有所记载，票据就具有完整性。故对于国中医药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第二，本案是中信保理公司持商业承兑汇票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汇票付款人国中医药公司进行付款而发动，行使的是票据追索权，因此，本案的案由、主要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票据纠纷，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及相关责任的分配均应从票据法的角度进行衡量。票据作为支付结算的工具，必有其基础交易关系。同时，票据具有无因性，即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仅凭票据的文义记载，即可向票据上的付款人主张票据权利，不受票据原因关系的影响。国中医药公司认为中信保理公司明知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对国中医药公司不存在真实的应收账款，明知国中医药公司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之间存在抗辩事由仍受让票据，案涉《保理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是因中信保理公司未依据《保理合同》审查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处受让的债权而导致其债权无法实现，中信保理公司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之间“名为保理，实为借贷”，并骗取国中医药公司承兑汇票，主张中信保理公司受让票据没有支付合理对价，中信保理公司无权行使票据追索权，但国中医药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对其上述理由予以证明，中信保理公司已就其通过背书合法获得案涉汇票作出合理说明，本院在本案中不再审查票据原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国中医药公司对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未实际供货的抗辩和关于其自身未实际使用保理款的抗辩，不能成为其拒绝向中信保理公司承担票据责任的理由。综上，中信保理公司持背书连续的票据，按照票据关系行使追索权，本院予以支持，国中医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国中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票据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134号]

案例一

济南高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在北京亮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等票据追索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8）鲁0191民初2705号]中认为，喜成公司因与宝褀（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通过背书将其持有的涉案电子承兑汇票转让给宝褀（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宝褀（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支付喜成公司相应对价，后宝褀（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涉案票据背书转让给金易日盛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金易日盛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后背书转让给亮博公司，亮博公司取得涉案电子承兑汇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系合法取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天业公司抗辩不应向亮博公司支付票据金额的抗辩不成立。另天业公司抗辩与喜成公司未向天业公司履行或提供了相应的货物或服务，但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喜成公司取得涉案承兑汇票系非法，故其该抗辩不成立。综上，亮博公司主张天业公司支付其票据金额1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案例二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浙江省浙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等票据追索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1807号]中认为，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票据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浙商保理公司持有6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连续、必要记载事项齐全，为合法有效票据。现上述6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汇源公司作为出票人、汇源集团公司与浚流商贸公司作为背书人，浙商保理公司以票据追索权纠纷为案由要求出票人承担兑付责任、背书人承担连带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并就逾期利息及律师费予以酌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汇源公司关于本案应为保理合同纠纷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汇源公司上诉主张浙商保理公司与浚流商贸公司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并以浙商保理公司提交的保理合同的原件与复印件合同编号不一致以及盖章位置不一致为由不认可《保理协议》的真实性，庭审中其经核对认可两份合同虽编号不一致，但内容一致，浙商保理公司对此做出了合理解释，且现汇源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保理协议》虚假，故本院对汇源公司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

案例三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深圳润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8）鲁02民终9950号]中认为，《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背书连续，是指在票据转让中，转让汇票的背书人与受让汇票的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章依次前后衔接。本案中，润银公司持有的汇票虽然存在一定的破损，但相关必要记载事项完备，汇票背面所有背书人处加盖的背书人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等均未破损，签章依次前后衔接，再结合青岛软控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万高（南通）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威格（江苏）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舟山翔森通达商贸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证明，足以认定润银公司系涉案承兑汇票的最后持有人，其应当享有该汇票的票据权利。